我知道这想法实在有点荒唐，但是成排的宫女们在屏幕里站起来穿衣服时，我的确想起了中国沿海那些纺织工厂里的女工宿舍。后者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代表的形象，一如张艺谋是中国文化在全球代言人。

这真是奇特的一幕，自从五年前的《英雄》放映以来，中国脾气暴躁的观众似乎与最具声名的导演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共识。人们一边在媒体上、网络上毫无节制的谩骂，一边又蜂拥至电影院里，为它增加新的票房价值。陈凯歌的《无极》是这场闹剧的高峰，在北京最贵的电影院里，你甚至很难买到当天的票，大多数人不是想去欣赏一部电影，而只是想知道它到底有多么糟糕，好为明天的办公室增加新的谈资。这种情绪甚至催生出一位辉煌的15分钟名人——一位叫胡戈的广州年轻人，依据这部电影的素材重新剪辑出的无厘头短片，旋即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人物。对于胡戈的热烈反应，是公众的不满情绪的反映——你拥有了最著名的导演，亚洲最闪亮的明星，最好的技术手段，垄断了几个星期内的放映时间，但最终所进行的却是毫无意义的言说。对于失败，你还表现得如此不诚实，坚持称这是一部“杰出的电影”。

我知道，一旦电影创造变成了电影工业，昂贵的愚蠢总是不可避免的。在《角斗士》之后，那种以古希腊或是古罗马为背景的无聊打斗片，占据了好莱坞的电影屏幕好几年。在香港，黄飞鸿的故事、黑社会的兄弟情，被翻来覆去的诠释。

已经持续五年的古装武侠电影则是由《卧虎藏龙》开始。我至今仍记得李安的这部电影给我带来的惊喜——昔日中国人的飘逸、精致、侠气和内心原则。对于成长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代中国人来说，那个由竹林、湖水、内心节制构成的中国，充满了陌生与惊喜，这个中国或许可以在台湾与一部分海外中国人身上发现，却在中国大陆消亡了。

《卧虎藏龙》的意外成功，使中国最著名的导演都加入了武侠电影的行列，但在这些追随者中，古老中国的意境却没有了。电影的画面回到了秦始皇年代，回到了五代十国，或干脆是一个臆想的年代，而情节则在厌倦了民间传说之后，直接从莎士比亚的剧本的生搬硬套。所以一个现象出现了，这些电影一心要创造一个古代中国，但导演、演员们，却不关心古代中国人如何思考、如何说话、如何行走，他们的欢乐与忧伤，他们的恐惧与喜悦，他们为何能够 “对酒当歌”、“士为知己者死”……            

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奇怪，拍摄了《十面埋伏》的张艺谋、《无极》的陈凯歌，是否就是当初的《红高粱》与《黄土地》的导演。我记得他们在八十年代给予中国和世界带来的震惊。我翻出了陈凯歌在1985年描绘张艺谋的文章《秦国人》，其中的洞察力和两人的情谊，至今读起来依然动人。他们所创造的情境和人物形象，既令人耳目一新，也长久遭人病诟。他们曾经所呈现的中国，是一个漫长的文明最衰落的时刻，尽管它其中仍闪现着零星的人性的抗争与光辉，但是历史惯性与社会动荡所带来的吞噬却是致命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既是一个充满朝气、又是一个充满了深刻怀疑的时代，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过去与现在深感不安，人们觉得自己与历史和外部世界都失去了联系，急切寻找自己是谁。

一部又一部的制作费用惊人的古装武侠电影，看起来就像是今日中国的某一面的展现。在制作上，它是物质与技术上的积累，而非创造力的真正展现，在对外宣称上，它是排山倒海式的煽情的，在市场策略上，它采取的是赤裸裸的垄断……八十年代的追寻与自我怀疑，经过了九十年代埋头于发财致富后，在新世纪开始时突然被一种新的自信与自满所取代，无法可想，这其中充满了暴发户式的心理痕迹。

电影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事实上，我相信，它的最后十几分种相当精彩。在一场金甲与银甲、面目不清的厮杀过后，意外的高潮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士兵涌到广场中，拖走了成千上万的尸体，清水迅速冲洗了血迹，绽放的菊花取代了刚刚被践踏的那些，色彩鲜亮的地毯被一卷卷展开，皇帝重新回到舞台中央，气定神闲，士兵列队、面上的表情勇敢又效忠，早已准备好的乐师开始有关忠孝礼义信的合唱……在一层又一层的背叛与阴谋暂告段落之后，一杯毒药泼在了圆平台上的方桌子的中心。  我不知道，我是否过度诠释了电影，在一瞬间，我甚至觉得张艺谋是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来理解中国历史的秘密的，至少他无意中做到了这一点。新的一层掩盖住旧的一层，人们总是站在血迹与尸体上歌唱，没人会记住发生了什么。

不过，这短暂的质疑，似乎迅速淹没在对场面与色彩的铺陈与玩味之中了，消失在公众的嘲笑与解构中了，它平庸的剧情与彻底的缺乏历史常识，也使得这种追问显得概念化与空洞。在这场消费狂欢里，如果你想看到真正动人的电影，比如《三峡好人》，你依然只能去买DVD。